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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耿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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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考证
发布者:陈其林 发布时间:2016-10-28 9:06:15 阅读:

     对于长征中的强渡乌江,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基本来自于电影《突破乌江》。

     这次战役是长征中红军命运转折的一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要搞清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面对的形式。根据博古、李德、周恩来等制定的战役方针,也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制定的既定战略方针,中央红军是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指战员们都开始了反思。对这次远征,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到底是什么问题?当中央红军行进到怀化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四道封锁线之后,又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于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的途中。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死拼”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红军广大的指战员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周恩来对这个左倾冒险主义会给中央红军带来灭顶之灾,会断送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此,他在行军途中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意见。在怀化通道周恩来破例邀请了毛泽东参加会议,在通道的这次会议上,虽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原定的路线上转弯了,没去死碰死拼,实施了转兵。一路由当时通道县城的县溪进入靖州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的电令。14日,中央纵队进入黔境后,军委又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要配合行动,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历史所称的通道会议,因为开的时间短,开得又快,就还有一个称呼“飞行会议”。在黎平会议上,大家均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故周恩来在《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 强渡乌江”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有时候,我都被一些宣传出来的资料搞糊涂了。强渡乌江,有的说是刘伯承,有的说是林彪、陈光,有的说是彭德怀,有的说是耿飚、杨成武,有的说是杨得志。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强渡乌江之战的重要性。在乌江战役之初,李德很有情绪。据相关史料记载,李德说,乌江会变成中央红军的第二条湘江。而毛泽东进行了反击说:乌江拦不住中央红军。乌江之战,是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第一战,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我们要搞清“强渡乌江”是谁打的,怎么打的,先要搞清中央红军军团配置。先说刘伯承,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黎平会议上,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复任了刘伯承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的职务。林彪呢?他一直是一军团军团长,陈光是一军团红二师师长,耿飚是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是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耿飚率领的团,史称红四团,杨得志率领的团,史称红一团。(作者:陈其林)
       搞清了中央红军这两个军团的建制,我们还要搞清强渡乌江到底是怎么打的,是一处,还是两处,还是像“四渡赤水”那样,回头又来了个二次强渡乌江呢?
        这一点,耿飚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我们红四团攻占黄平后,军委命令一军团一、二师分别在龙溪、江界两处准备强渡乌江。一师随军团本部,由林彪和聂荣臻政委指挥,杨得志、黎林指挥的红一团受命从龙溪强渡,我们二师则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
      也就是说强渡乌江,是分为“龙溪”与“江界”两地开始的,杨得志率领红一团从龙溪强渡,随一军团本部。耿飚率领红四团从江界强渡,由军委直接指挥。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 据《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一团来到龙溪渡口,敌军已经进行了清剿,让红一团没有找到渡江的船只,在杨得志观察的敌情时,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根粗竹。杨得志来了主意,命扎竹排。红一团战士很快找来许多粗细、长短、干湿不同的竹子,用麻绳、草绳、竹皮,甚至绑腿都用上,捆扎好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从前卫营挑选了8名水性好的同志,确定傍晚开始试渡。
      竹竿和木棍代替船桨,竹排缓缓离开浅滩划向对岸。全团同志紧盯着竹排,十米,十五米……竹排艰难地冲过一个个险浪,大约过了几分钟,杨得志团长听到有人“哎呀”大叫了一声,急忙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竹排在江心斜立起来,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翻,八位勇士成了八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完全埋进了漩涡,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只能再扎竹排。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在下游一侧水流较缓的地方再次出发,不同的是竹排扎成双层底板,面上也增加了几个扶手。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立即离岸,红一团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也一齐开火掩护竹排。不多久,对面山顶红光闪闪,不时响起手榴弹在敌堡中的爆炸声,红一团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1935年1月1日的夜晚,红一团突破了乌江天险。
      那么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呢?
      据贵州军阀《侯汉佑回忆录》记载:“1月3日中午,红军又在孙家渡强渡猛攻,守兵伤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毁,机炮营营长赵宪群被打死,军心开始动摇,离孙家渡约半华里的上游处,红军架有浮桥一座,形状类似蜈蚣 ”也就是说,在江界、龙溪两个渡口之外红军还有一支部队,在乌江的孙家渡强渡,这支部队就是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关于这个事,耿飚将军在回忆录《首战娄山关》的开头部分也有记载:“就在我们大战乌江渡口,架设江界浮桥的同时,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在龙溪渡口也展开了激战,并乘坐竹排渡过了乌江。三军团的前卫师(红五师)亦在岩坑抢占了阵地,架起浮桥。各路大军斩关夺隘,向遵义挺进。”
       电影《突破乌江》则没有借鉴红一团与红三军团强渡乌江的任何细节。电影里面的故事、人物原型均来自于耿飚率领的红四团在乌江江界强渡的过程。电影里除了名字用的“老张、老李”等化名外,故事情节基本是真实的。我在《电影“突破乌江”的红军团长是谁》一文中也有过详细的描述。
       作为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关于“强渡乌江” 的有些史料怎么也会出现了呢?据《耿飚回忆录》记载:“我们二师则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在红四团强渡乌江最为紧迫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也来了,不过陈光有个脾气,从不轻易干预下面指战员作战。刘伯承则是:“正在这时,刘总参谋长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架桥的情况。”从《耿飚回忆录》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伯承在架桥的时候也来到了乌江江界战场。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强渡乌江是中央通道会议与黎平会议所作的军事决议,转兵贵州,开赴遵义,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历史性的条件。
       写到这,我们似乎忘记了红二师政委肖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他在《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词里有“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的句子,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乌江天险重飞渡”是不是又来了一次强渡乌江呢?
     这首词肖华在1964年创作的,是《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诗词里的,从而我们可以判断,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时,还有一次强渡乌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就要回到红军四渡赤水了。据《毛泽东传》记载:红军二渡赤水之后,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 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 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 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 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 “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再摸不准红军去向。在蒋介石催令其各路大军堵截红军西进时,红军各部却于31日在金沙县的梯子岩等处渡过了乌江,又神秘地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将国民党围剿的50万重兵甩在了赤水河一带,故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后,第二次渡了乌江,才有了肖华创作的“乌江天险重飞渡”的句子,因为这次是从北向南,又是“飞渡”,史称:南渡乌江!(作者:陈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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