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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耿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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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的外交生涯
发布者:袁南生 发布时间:2016-11-25 9:04:16 阅读: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出生在湖南醴陵的耿飚(1909―2000)是颇具特色的人物: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半数以上工作时间在外交岗位上;他既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又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融外交家、军事家于一身;他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外交的大家,先后担任过驻六国的大使,也是政党外交、军事外交、议会外交的行家,是从事多方位、多领域外交的外交家。 


  从军人生涯到外交生涯 

  开国之初,中央决定耿飚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由于美国的阻挠,新中国未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于是中央决定耿飚改任驻瑞典大使,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外交生涯。 

  1950年刚过元旦的一天,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笑眯眯地对副司令员耿飚说:“老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听到这个消息耿飚深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选他去做外交工作,更担心自己不懂外语做不了大使。但是,毛泽东在接见耿飚和首批驻外大使时的讲话消除了他的疑虑。毛泽东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文/袁南生耿飚的外交生涯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选一批干部。”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说到这里,毛泽东看着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有助于世界和平。” 

  耿飚第一次出使国外是出任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1950年7月初,耿飚偕同使馆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共二三十人,乘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当时到欧洲,―般是乘火车经莫斯科转赴各国。耿飚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也是第一次出国。1950年,在我的生涯中是充满了许多‘第一次’的转折之年:第一次从部队转入外交战线,第一次当驻外大使,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越过国界,第一次途经列宁的故乡..后面还有许多‘第一次’在等着。”实际上,耿飚后面的许多第一次,对新中国外交来说也是第一次。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向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呈递国书:“1950年9月19日,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我第一次向一位外国元首呈递国书。那天,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派了一辆六乘王辇(这种由六匹马拉的高贵华丽的轿车,是王室专用车辆)来接我去王宫。瑞典外交部的陪同官员告诉我:‘这次王储特派六乘王辇来接,表明对贵国和大使阁下本人的重视和尊敬。’我带着翻译顾亟乘坐王辇来到王宫。只见宫门两侧肃立着两排警卫,他们身穿古代武士的服装,头戴绒毛蓬松的高帽,腰佩短剑,给人以―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进了王宫大门,有一个院子,甬道两边也排列着卫队。我刚走完楼梯的最上一级,便听见在过厅中迎候的礼宾官用英语高喊了一句。机敏的顾亟赶快告诉我,他喊的是‘中国大使耿飚将军到!’..当我跨进房门时,看见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陛下正坐在房间中央,王储站在他的侧后..我怀着尊敬的心情,趋前几步,双手恭敬地将国书递上。王储代国王接过国书。没等我致辞,国王便客气地请我坐下交谈。” 

  耿飚在瑞典的工作初步开展后,便先后赴丹麦(1950年11月)和芬兰(1951年3月)筹建驻丹、驻芬使馆,并分别向丹麦国王斐德烈九世和芬兰共和国巴锡基维总统呈递了国书。 

  耿飚出使瑞典期间,就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进行了直接接触。这是中国官方代表第一次与联合国最高官员当面讨论这个问题。1953年,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耿飚立即将这个信息报告国内。周恩来总理迅速回电,指示他找哈马舍尔德面谈,争取哈马舍尔德就任后为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努力。哈当选后,对耿飚的约见比较敏感,虽同意会见,却建议会见由他指定地点,进行秘密会晤。耿飚与哈马舍尔德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密谈。虽然当时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机还不成熟,但耿飚为此作出的努力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不可忘记的一页。 

  耿飚上任不久就感受到了“外交无小事”这句话的份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逝世后,耿飚派秘书立即将唁函送到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阅读唁函后,指着函中一个词,严肃地说:“这个词不应该这样写。”我方秘书不懂法文,当场不便表示意见,只好说:“等我回使馆查询一下。”耿飚听汇报后,立即把法律顾问请来研究。法律顾问仔细阅读了打印的信函底稿,神情紧张地喊道:“糟了!这个词少打了一个字母.把‘悲哀地’变成‘荣幸地’了!”耿飚马上决定重打唁函,把那份有错字的换回来;并亲自把唁函交给瑞典外长,就错误诚恳地向他道歉,向瑞典王国表示深刻的负疚之情,同时说明:所以产生这个错误,除了我们的疏忽所致外,也由于工作人员不懂法文的缘故。瑞典外长表示:“听了大使阁下的说明,知道你们的这个错误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这不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况且大使阁下知道此事后,及时采取措施改正了错误,还亲自前来登门道歉,这充分说明了你们的诚意。因此,我不仅不会为了此事而指责你们,相反,我被你们知错即改的行动和阁下真挚诚恳的精神所感动,从而更加深了对中国的尊敬之情。”这一外交事件虽结局圆满,但教训深刻。因此,使馆党委决定:一、要加强外文学习;二、要增强全体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耿飚号召使馆外交官都要学习外文,已经掌握英文的,也要学点瑞典语或法文。他自己也带头学习英语。 

  耿飚第二次出使国外是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1956年初,他和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对调。赴任前,毛泽东对耿飚说,“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驻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啊!”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在任驻巴大使期间,耿飚积极推动中巴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政府曾专门向耿飚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 

  1956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五国,耿飚曾向周总理建议:“您访问印度时,如果印方安排您到尼赫鲁总理的家乡访问,最好别去。因为,据我所知,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您访印时如果在尼赫鲁陪同下到他故乡去访问,就会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周总理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耿飚说,“你这个意见提醒了我,提得好!” 

  耿飚担任两年多驻巴基斯坦大使后,看到中巴关系不断发展,心中异常欣慰,同时,也产生了想在国内干点别的工作的想法,特别是想回部队。1958年10月,他致电陈毅:1950年初奉命搞外交,先到北欧三国,后到巴基斯坦。过去抗战八年,现在搞外交也将近九年了,希望调动一下工作。不料,陈毅大发脾气,回电说:“耿飚你辞职的做法不对。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周恩来得悉此事后,致电耿飚:九年来你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对外交事务已比较熟悉,看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是合适的;我国的外交今后要有更大的开展、现在正要密切注意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你留下来,安心在外交战线工作。于是,耿飚遵照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指示,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在驻巴大使任上工作,直到次年10月才奉调回国。算起来在巴基斯坦呆了整整三年半。 

  1960年1月初,耿飚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业务。当时,一个办公室里往往要挤好几个人,即使副部长也是两个人合用一个办公室。他和姬鹏飞桌靠桌、面对面办公。担任副外长期间,他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特别是抓了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签订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的工作。 

  1963年夏的一天早晨,周恩来总理通知耿飚:为了加强中缅友好关系,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即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的和谈)以及其他原因,毛泽东决定派你出任驻缅甸大使。耿飚第三次出使国外,他不辱使命,在促进中缅友谊与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缅甸政府领导多次赞扬他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1967年初,耿飚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与驻法国大使黄镇联名写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下半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和周恩来再三督促下,他和黄镇才得以从“牛棚”解放出来。毛泽东说: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周恩来将他和黄镇列入九大代表名单。接着,两人均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耿飚第四次出使国外是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任大使。1969年5月6日晚上,也就是党的九大闭幕后的第十二天,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你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 

  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驻阿期间,耿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当时,我对阿援助―直是在自已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求帮助一样。”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但阿方指定要意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阿方又要求中方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杆,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被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耿飚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如果“有求必允”,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必然加重我经济困难。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给当时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建议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对他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所提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乔冠华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后遇到李先念,李先念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从政府外交到政党外交 

  驻阿―年多时,―次意外事故使耿飚不得不提前回国。一天,他踩着椅子擦窗子,不留神摔了下来,造成左腿骨断裂。鉴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国内命他回国治疗。回京后,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于是,他提前结束了驻阿大使的任期,于1971年1月起正式出任中联部部长。 

  中联部是中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门。以前,它的联络对象是苏共、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党和各国老党即原有的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与少数几个国家的党仍保持交往外,其中许多老党追随苏共,因此我们基本上停止了同他们的交往。于是,中联部的联络对象随之改变,从老党转向新党(即新建立的各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但新党影响不大。怎样拓宽我党对外联络的路子呢?耿飚冒出了一个当时很敏感、很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同各国社会党进行交往?是否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对于后者,他在任驻缅甸大使时,就已有过这样的想法。中缅两国政府间合作较为密切,但两国执政党之间却没有交往。当时奈温将军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执政党主席,耿飚认为,如果中缅两个执政党之间也建立关系,就可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他曾带着这个问题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总理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不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他明白周总理所说的“在目前情况下..”,是指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必然对此形成阻力,所以与外国社会党等建立普遍联系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坚决抵制“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大胆邀请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来华访问,由此扩大了我党党际外交的新路子。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强调将研究工作与党的对外工作相结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 

  耿飚在政党外交中坚持讲政治,坚决为国内大局服务。一次,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访问我国,由中联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协助。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与外宾会谈并陪同赴外地访问。周恩来指示:在外地活动中要突出邓小平同志,因为他预见到“四人帮”会利用赴外地的机会来排斥邓小平。但是,王洪文硬是挤进来参加活动。在赴上海前夕,王洪文通知中联部准备两架专机,由他自己陪同黎笋乘第一架专机先走,邓小平则乘第二架后面赶来。王洪文希望在上海机场的欢迎场面中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从而突出自己。耿飚拒绝了王洪文的要求。第二天,专机抵达上海时,耿飚料定王洪文早巳布置其党羽在迎宾活动中搞名堂,所以事先吩咐随行的中联部工作人员做好准备。果然,在机场的迎宾活动和后来的参观活动中,上海市革委会的那帮人使用各种手段排斥邓小平。这时,中联部的工作人员则尽量把邓小平和外宾拉在―起,从而使王洪文的企图落空。虽然王洪文对耿飚怒目而视,但耿飚处之泰然。 

  也许是因为担任过中联部长,耿飚对政党外交情有独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还应法国社会党邀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法国。当时法国是社会党政府执政,所以这次访法,也是中法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一次重要交往。访问期间,耿飚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若斯潘(后来任法国总理)及该党其他领导人进行会谈和交谈,就发展两党关系及广泛的国际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从政党外交到军事外交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当晚,担任中联部长的耿飚持华国锋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随后,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前,他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在1977年8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处理外交事务,领导和协调各对外部门的工作。同时,分工领导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家旅游局。l979午1月,兼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改任国防部长。在此期间,为加强我军与外军的交流与合作,他率团出访了许多国家,在军事外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开国前耿飚就有从事军事外交的经历。l944年秋,周恩来让他陪同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美军观察组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正在前方抗战的八路军究竟有多大力量,是怎样坚持敌后战斗并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二是利用这个机会搞些情报。当时骑马千里行军,且要通过敌占区,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耿飚一方面使他们遵守行军纪律,共同克服困难,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另一方面,向他们介绍我方军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同时又注意内外有别,保守机密。1946年,耿飚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与美军代表多次打交道。由于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特别授予耿飚少将军衔。 

  1980年6月,耿飚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访美。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副总理率领的访美军事代表团。访美期间,受到了卡特总统的接见,并和美国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官员举行了会谈、会晤。美方还特地为他们举行了海军演习。在会谈中,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问题。这次访问,不仅增进了中美两军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而且也有利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耿飚把对外交往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有机结合起来。访问华盛顿时,他特意到居住美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蔡文治家作客。蔡文治和耿飚是老相识。1946年初,耿飚作为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副参谋长,参加三方(我方、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参谋长会议,当时蔡文治以国民党代表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他们多次打交道,每次都争论得脸红脖子粗。蔡先生回忆这段历史,对耿飚不胜感慨地说:“过去我站在国民党方面,与贵党贵军为敌,回想起来,深感内疚。”耿飚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爱国不分先后,希望蔡先生今后能为海峡两岸的交往起促进作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回国后,耿飚向叶剑英转达了蔡文治先生的问候,并建议叶剑英邀请蔡先生来华访问。后来,蔡夫妇几次回国访问或开会(黄埔同学会),也来耿飚家作客。 

  从军事外交到议会外交 

  1983年,在六届全国人大上,耿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我国人大第一次设立外事委员会。于是,耿飚开始致力于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工作。

  外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外事立法,审议国务院各部门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涉外法案。同时,外委会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与各国议会开展外交往来的建议,外委会本身也同各国议会的外委会建立联系,进行交往。在外事委员会中,聚集着人大常委中的外交英才,如副主任委员宦乡、符浩、王国权、曾涛,委员楚图南、王炳南等。后来他向人大常委会和代表大会提议,补选楚图南为外委会副主任委员,并调程思远来外委会任副主任委员。他还把―些井非人大代表的老外交家如黄镇、张香山、宋之光以及国际法专家邵天任、翻译家李越然等,聘为外委会顾问,从而使外交人才济济一堂。 

  鉴于欧美等国许多议员和经济、企业界有着广泛联系,耿飚很重视通过议会外交来促进中外经贸的交流和合作。他在接待外国议员访华团时,尽量安排他们参观我国的工厂企业,并和我国经济界人士会面交谈。必要时,还特地安排客人同我国外贸部领导人进行会谈。他要求我人大常委会外委会代表团出访时,也要多参观国外企业,并和经济界人士交往。通过这些措施,为中外经贸合作起了搭桥和促进作用。 

  推动全国人大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以下简称“议联”),是耿飚开展议会外交中的一件大事。“议联”是世界各国议会和议员之间进行联系和合作的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每年召开两次大会,在日内瓦或各国的城市轮流举行。会议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问题,如裁军、人口、环境、种族歧视等问题。也讨论一些特殊的、局部的问题,如非洲饥荒、局部战争等。大会议题往往和联合国讨论的议题相呼应,因而对联合国会议的决议和国际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各国议会讨论有关问题自然也有相当影响。“议联”还单独或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组织召开一些专门会议。 

  早在1955年7月,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曾组成由彭真副委员长为团长的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中国人大代表团,申请参加“议联”,并准备出席这年召开的“议联”第44届大会。但是,这时的美国一方面阻挠我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又阻挠我人大代表团参加“议联”。1978年4月,“议联”秘书长致函叶剑英委员长,希望我国参加“议联”。人大外委会成立后,耿飚把加入“议联”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彭真委员长召开委员长会议扩大会,专题讨论外委会的报告。1983年12月8日,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我国人大代表参加“议联”的决定。常委会还决定由耿飚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4月上旬在日内瓦举行的“议联”第71届大会。当年3月底抵达日内瓦。4月2日,先于大会举行的“议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我国人大代表团为“议联”成员。接着,大会热烈欢迎我人大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议联”会议。当耿飚和曾涛等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后,许多国家的议员,纷纷过来和他们握手,表示祝贺。会外,他们同各国议员广泛会晤,交了不少朋友。会后,人大常委会外委会和全国人大办公厅与“议联”执行机构秘书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就有关工作进行了密切合作,全国人大和各国议会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耿飚91岁高龄时在北京逝世。党中央关于耿飚同志的生平介绍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即使从世界外交的角度来看,像耿飚这样既是军事家,又是外交家的人物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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