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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耿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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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耿飚走上革命道路的三件事
发布者:陈其林 发布时间:2016-05-16 10:42:49 阅读:

童年的经历,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走向。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在向理想奔跑的路上所做的事情,走到一定时候,或者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回过头来一看,才知童年的所见所闻所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这方面,许多心理学家有过专门的研究,首先提出这个观点并有相关理论的,应该是弗洛伊德。在耿飚将军身上,我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理论的准确性。

       一九一六年,耿楚南决定全家向水口山逃荒,按常规的说法,这时的耿飚只有七岁。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耿飚出生于一九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一十三日。生日,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醴陵北乡人生日是以出生时的农历(即阴历)的日子,来作为自己生日的庆祝日的。目前,全国很多地方的生日是记阳历日子的,也有保持出生时阴历的日子为生日这个习俗的。也许是这个原因,耿飚才在回忆录里记载下了阴历出生的这个日子。关于耿楚南要去水口山的这一决定,耿飚母亲宋雪梅首先是反对的,耿飚支持。耿飚支持的原因,是当时他的周围有许多关于水口山的传说,传说中,水口山河里流金沙,山里埋银块,连石头都能换光洋,四处都是宝,是一座宝山。不管怎么样,一九一六年的耿飚只有七岁,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为家里的事操心做主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的母亲宋雪梅在一家人的支持下,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还选了个好日子,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出发。也就是这个出发的日子,让我产生了疑问。在耿飚回忆录里记载说,水口山的传说让他这个八岁的儿童产生了好奇,八岁,按计算,应该是在一九一七年。如果是一九一六年,就是按虚岁计算,二月二日离七月十三日也好有几个月,也不可能有八岁。加上,醴陵人历来没有以虚岁来说自己年龄的习惯,倒是有“过了七岁生日就是吃八岁饭了”这样的说法。新中国建国前的历史上,没有株洲这个县市,那时,就连现在的茶陵与攸县都属于衡阳管辖。也就是说,民国时期,醴陵很多地域是与衡阳交界的。我按民国时期去衡阳水口山的路,初步计算了一下,就是走得慢,也不到十天的路程。从这两点来分析,耿楚南去水口山的决定是在一九一六年,而真正去水口山的时间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二日。关于这段历史,而我在《耿飚传》里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个故事。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谈的,基本是以《耿飚回忆录》为基础的。

       可以这样说,八岁的耿飚是带着寻找“宝山”的梦想去水口山的,现实情况是,当他走进水口山,尘雾中见到了一群只有腰间系了一块破布的人,四肢着地,驮着装满石头的箩筐,在烟雾里爬。在童年耿飚心里,这是鬼,宝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破灭了,他们一家来的地方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种情境下,耿飚一家为什么不选择离开水口山回醴陵严家冲呢?那时,耿飚一家在严家冲过的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借住在祠堂里的生活。在严家冲,在耿氏宗亲里,也是在我们醴陵人所说的“被人看不起”中挺着生活的。这句话,也许会得罪醴陵严家冲现在的耿氏宗亲,对不起,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公正,客观的研究看待历史。

     就在耿飚一家来到水口山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让童年的耿飚感觉到了什么。

     耿飚一家去水口山是去投奔他的堂舅父宋乔生的,除了宋乔生,还有一个舅舅叫宋玉生,事情就发生在宋玉生身上。据我所知,宋乔生有个弟弟叫宋润生,那么宋玉生只能是他的堂兄这个关系了。宋玉生是不是耿飚母亲宋雪梅的亲兄妹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耿楚南一家去水口山,找的第一个人是宋乔生,如果宋玉生是耿飚的亲舅舅,那么他们第一个找的应该是宋玉生了。不过宋乔生,宋玉生,耿飚一家,吃住都是在一起的。在那个都需要相互帮衬的岁月,是生活的艰难把他们绑在了一起。宋玉生在水口山的工作是把矿砂从水口山的松柏火车站挑到松柏渡口。天不亮就要走六公里,赶到松柏火车站,再从松柏火车站挑着矿砂到松柏渡口,因为松柏火车站到松柏渡口也有好几里路,每天只能挑几趟。一趟下来五个铜板,来到渡口就要落地,就出现了落地费,落地费就要交出其中的三个铜板,收落地费的是“安利英”洋行的把头。我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这个安利英洋行早在1854年是叫瑞记洋行,由德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和同母异父的卡贝尔格于在中国上海合资设立,随后在天津、汉口设立分行,在长沙、常德、沙市、宜昌、万县等地均设立支行。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业。1919年,瑞记洋行又开始营业,改名为安利英洋行。总行位于上海,随后在天津、汉口设立分行。水口山的矿砂就是由安利英洋行从水口山的松柏渡口运往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与瑞典。宋玉生舍不得自己的血汗钱这样被糟蹋了。这天,他把矿砂挑到渡口,不放下担子,等着上船。当把头来收落地费,他坦然地说,我没有落地,你收钱没道理。把头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就走了,等最后一担矿砂上了船,把头抽掉了桥板,走了。宋玉生挑的矿砂就上不了船,上不了就上不了吧,可以明天再上。可是当年水口山的情况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矿砂上不了船,就领不到对牌。什么是对牌呢?顾名思义,一对,就是证明你把矿砂挑上了船的牌子,一个在自己手里,起挑时领的,一个在船上。没领到对牌又会怎么样呢?渡口的把头可以按私卖矿砂治你的罪,轻的罚十块大洋,重的关进水口山矿的地牢。这时的宋玉生只好挑着这担沉重的矿砂在河堤上不敢落地地走来走去,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走啊,想啊,他想不通把头为什么会抽调桥板,想着怎么摆脱落地费的出路——最后,八岁的耿飚亲眼见到他的大舅舅宋玉生,在松柏渡口那个不能放下担子的河堤上精神分裂,他被逼疯了。这时的耿飚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民与官方的对立情绪。

      还是在耿飚八岁这年,即一九一七年,水口山矿爆发了上千工人打红饷的斗争。在那个官方、富人绑在一起,长期欺压穷苦人,致使贫富两级分化得越来越严重的年代,水口山的工人自发的反抗运动是经常的,只是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什么是红饷呢?水口山矿有个规定,就是从利润中提起一小部分出来三七开,三分为职员的,七分分给工人。但是一九一七年的元月,水口山的工人没有拿到红饷,一直到四月还是没有动静,可是水口山工人打听到了,省里早就下拨了两万大洋的红饷,被局长、师爷、监工把头私分了。这时水口山两千工人自发来到了一个山坳秘密集会,准备闹红饷。第二天早晨上千工人包围了矿局,冲破矿警,冲进了局长办公室。这次运动,从上千人,最后发展到四五千工人,从四月闹到了五月,无奈之下,时任水口山矿的局长,下发了工人的红饷,并答应了抚恤一个工人因工而死的要求。但是却在背后通知省里,六月省里却从衡阳调来一个连的武装部队,疯狂镇压,抓了二十几个人,领头的,一个逃亡于广东,一个在牢里折磨致死。所以耿飚在回忆录说:“水口山工人要改变现实的情绪,本来就是一堆干柴。”这个事,也对童年的耿飚迈向与官的对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毕竟他的父亲耿楚南是工人,在水口山干的是泥瓦匠,是穷苦大众中普通的一员。

      如果说这两件事对耿飚走向革命道路,没有起到大的作用的话。那么下面一件事,就已经让耿飚真正的与官方对立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在耿飚十一岁那年。一天,他同他二弟耿在孝,还有其他小伙伴 ,在水口山矿的锅炉房边捡煤渣,突然从矿井那边的窿口传来惊慌的呼叫声,只见一股烟雾升起,高高的矿井铁架被烟雾淹没,汽笛声响起,工人、家属都往窿口方向跑。窿内塌了,冒出的烟尘,升到半空中,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工人、家属已经把窿口挤得水泄不通。十一岁的耿飚从大人腿缝里挤了进去,第一眼就看见宋乔生在往井下放能装人的窿笼,想把井下的四十几个人,拉上来。可是矿警来了,分开人群,把人赶出窿口,一个当官的要宋乔生把窿笼提上来,要立即封住窿口,理由是担心爆炸。这时井下四十几个人的老婆、孩子围在窿口四周,更加惊慌了,边哭边喊,哭声,喊声中,冒出几声枪响,又一队矿警赶来了。宋乔生拿起一把扳手与矿警打了起来,十几个工人也加入了混战。宋乔生飞舞着扳手,一边喊:井下的兄弟,快进笼呀!这时缆绳被冲上的矿警砍断了,随着冒出的烟尘,掉落井底。领头的矿警下令:装子弹,那个不听的,打。矿警用枪托打开了一条路,与工人的搏斗中,派人把窿口封住了,四十几个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活活地埋在了井底。童年的耿飚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让他彻底看到了,那个时代穷苦工人的命,在官老爷那里一文不值,穷苦大众的命运越是艰难、越是悲惨,贪婪无度的官方越是压迫与剥削,并残忍的草菅人命。这事在耿飚心里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使只有十一岁的耿飚彻底地走到了与官对立的一面,他似乎在感觉到了什么?也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宋乔生敢于与贪官搏斗,与腐败势力拼杀,也总是在穷苦大众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穷苦大众面前,同时也出现在童年耿飚的眼前,让他这颗小小的心灵找到了寄托,也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从那时候起,耿飚佩服宋乔生,在他的眼里宋乔生就是英雄,也认定了宋乔生这条路反抗搏杀之路,才是穷苦人的出路,同时希望他的世界里能多出几个宋乔生。虽然这时耿飚还只有十一岁,即一九一九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宋乔生,只有几年时间,就迅速成为了井冈山红军领袖之一,在此时他还不知道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他这个共产党却在这时已经“名副其实”。童年耿飚呢?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反抗着压迫与剥削,他的心已经随着宋乔生手里那把飞舞的扳手,开始了与腐败势力搏斗与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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